1、星座不是西方發明，更不是古希臘愛琴文化產物，世界上最早發明星座的國家是中國，中國是世界星象占卜的祖師爺，中國四千年前就有了十二星座，你們對照自己的中國古代十二星座，有如下：
星紀 : 12/7~ 1/5
玄枵 : 1/6 ~ 2/3
娵訾 : 2/4 ~ 3/5
降婁 : 3/6 ~ 4/4
大梁 : 4/5 ~ 5/5
實沉 : 5/6 ~ 6/5
鶉首 : 6/6 ~ 7/6
鶉火 : 7/7 ~ 8/7
鶉尾 : 8/8 ~ 9/7
壽星 : 9/8 ~ 10/7
大火 : 10/8 ~ 11/8
析木 : 11/7 ~ 12/6
2、“一國兩制”不是鄧小平發明，千年前中國北魏王朝就有了“一國兩制”。
鄧小平在談“一國兩制”時指出：“歷史上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的確，中國歷史上北魏就曾實行過“一國兩制”。
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拓跋部貴族。鮮卑族拓跋部居住漠北時，還是一個小部落，過着原始的遊牧生活。該部從拓跋力微時強大起來，取得部落聯盟世襲大酋 長的地位。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始置百官，後又建都盛樂(今內蒙古托克托縣)。公元376年，前秦擊代，拓跋什翼犍戰敗逃跑，被其子所殺， 諸部離散，代國遂滅亡。
十年以後，拓跋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糾合舊部，在牛川(今內蒙古錫拉木河)即代王位。同年，拓跋珪改國號為魏。魏攻滅匈奴獨孤部，又滅掉後 燕。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即皇帝位。拓跋珪即魏道武帝。因曹魏在前，故史稱拓跋魏為後魏。後魏強盛時擁有冀、魯、晉、隴諸省之全 部及蘇、豫、陝諸省北部和遼省之西部等地，佔據北方大部分土地，所以又稱北魏。
北魏的勝利主要是依靠鮮卑諸部落大人對外掠奪，對內鎮壓。但諸部落大人不懂得在一個國家裡服從一個皇帝對自己有什麼好處，經常叛亂，總想回到北方故 都盛樂去過遊牧生活。拓跋珪為了鞏固皇權，必須穩定軍事力量，遂實行“頒賜群臣將士各有差”的新政策。新政策根據從征將士戰功大小分享虜獲品。
鮮卑諸部將士從戰爭中分享的虜獲品，要比遊牧所得高很多，所以他們不再留戀昔日的生活方式，形成堅強的好戰集團。從389年到451年，北 魏俘虜人口百餘萬。俘虜被分配給鮮卑諸部各級將士。俘虜為鮮卑諸部將士織綾錦、蓋房屋、種蔬菜、牧牛羊，成為奴隷。北魏在鮮卑族內部和故地上實行奴隷制 度。
北魏佔領中原以後，拓跋珪敏鋭地感覺到，無論人口、文化，還是生產方式，鮮卑族都比不上漢族。於是，他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退回到奴隷社 會，而是讓中原封建制度繼續存在，凡漢族士大夫“諸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廣聽意見，儘量採用。他任用漢族文人作官，建立封建的政治機構。平城四 郊種田人大多來自中原，拓跋珪採取“計口授田”的封建生產方式。這樣，北魏實行了“一國兩制”的政策。
“一國兩制”的政策在北魏實行了約一個世紀。封建制度的優越性在與奴隷制度的和平競賽中日益明顯，終於導致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北魏經過孝文帝改革，成為一個強盛、統一的封建國家。
3、櫻花不屬於日本本土產物，櫻花是中國典型的植物，秦漢時中國已廣泛種植，櫻花原產地是中國，在東晉時期由日本僧人從中國首都建康（今南京）引進品種至日本。
中國是櫻花主要原產地，早在秦漢時期，櫻花栽培已應用於中國宮苑之中，東晉由日本僧人引進日本國內，大隋時櫻花已普遍出現在私家庭園，隋煬帝在東都洛陽曾有賦櫻詩九十七首，可惜至今已失傳，否則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櫻花詩。
櫻花原產北半球溫帶環喜馬拉雅山地區，在中國大別山系及大別山系以南地區、包括例如中國長江流域、中國台灣、中國珠江流域、中國海南島在內地區都有 漫山遍野的天然原產野生櫻花，其花色品種繁多，千姿百態，花期各不盡相同，在全國範圍內中國櫻花的開花怒放期綿延相當長的時間。此外櫻花生長的地區還有朝 鮮半島、中南半島、印度、日本。這些地區都有櫻花產出。
日本只是櫻花產地之中及其狹小的一個小產地區域，其品種相對於總的品種是十分稀少的，日本櫻花的許多品種是從東亞、南亞其它國家引入的，特別是二戰 期間，日本大肆掠奪入侵地資源，包括掠奪入侵地動植物物種資源，其中就掠奪、移植了很多中國櫻花[含台灣島、海南島中國櫻花品種]、朝鮮櫻花、中南半島櫻 花等。
全世界有50多個野生櫻花基本種，中國約占38個之多，其次為日本、朝鮮、緬甸、不丹、錫金等僅產幾種。
4、雪糕、冰棍、冰淇淋本就中國發明，南宋就已在民間普及
炎熱夏日，宋人避暑之法大概除了到山水之間旅遊或是勤洗澡，還有就是喝冷飲料吃冷食品解暑降溫了。
宋朝成立不久宋政府就比較重視防暑工作，公元962年就成立了“冰井務”，專門負責製造研製解暑降溫的冷食品工作。《宋朝會要》記載：“建隆三年， 置冰井務。”宋政府每到夏日就每天賞賜給大臣們冷食品，解暑降溫。宋人呂原明在《歲時雜記》記道：“自初伏日為始，每日賜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梅堯臣 為此曾做首小詩道：“日色若炎火，正當三伏時。盤冰賜近臣，絡繹中使馳。”上行下效，國家之導向作用必然會影響蔓延到民間。宋朝民間的冷食品業是非常發達 的。
南宋周密的《武林舊事》與吳自牧的《夢粱錄》及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了一些宋朝的解暑冷飲料，有雪泡豆兒水、漉梨漿、鹵梅水、 姜蜜水、木瓜汁、沉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桔團、雪泡縮脾飲、香薷飲、紫蘇飲、白醪涼水、皂兒水、甘豆糖、綠豆水、縮脾飲、鹵梅水、江茶水、五苓散、大 順散、荔枝膏、雪泡梅花酒、富家散暑藥冰水等等。
宋朝這些解暑的冷飲料早已經失傳，如今的人誰也沒喝過，誰也沒見過。每種飲料到底有何獨特配方，已經不可考，誰也不知道。這些粗略的記載的 飲料名肯定不全面，也不能足以形容出宋朝的解暑飲料的豐富繁盛。但應該知道宋朝人在炎熱的夏日和現代人一樣也是喝着各種冷飲料降溫解暑的。
北宋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夏日爽口解暑的冷食品有
“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兒”、“沙糖綠豆”、“黃冷糰子”、“冰雪涼水荔枝膏”、“冰雪細料餶飿兒”等，這些東西都已經失傳到底是什麼誰也沒見 過，誰也沒吃過。但這些冰雪食品是接近冰棍與冰淇淋的冷食品是無疑的。《東京夢華錄》還記載說“冰雪（食品）惟舊宋門外兩家最盛，悉用銀器。”這裡是說賣 這些冷食品開封最盛最高級的兩家是用銀製的器皿盛裝的。可斷知宋朝有高級吃冷食品場所及那些冷食品價格應該不匪。
南宋大詩人楊萬里做的一首詩曰：“北人冰雪作生涯，冰雪一窖活一家。帝城六月日亭午，市人如炊汗如雨。賣冰一聲隔水來，行人未吃心眼開。甘霜甜雪如壓蔗……北人藏冰天奪之，卻與南人銷暑氣。”
這裡的北人就當是指從北方搬到臨安（南宋首都）的人，他們應該就是在北宋首都開封做賣冰雪生意的人。詩中裡描寫賣的冰是甘霜甜雪如壓蔗的， 這就是接近現代意義的冰棍了。從詩中可知在宋代夏日有以賣冰棍為生的流動商販，也可以看出賣冰棍很熱銷，很受歡迎，所以利潤也很豐厚，可以養活一家人。
《宋史》裡記到宋真宗曾賜大臣們一種冷食品叫“伏日蜜沙冰”。“蜜沙冰”如蜜一樣甜，像細沙一樣的冰。從字面上看這好像就是冰淇淋。南宋的周密在《武林舊事》“都人避暑”中記載有“冰雪爽口之物。”
這“冰雪爽口之物”從字面推測理解也很可能就是冰淇淋。南宋的西湖老人在《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般水名”中記載有一種解暑的冷食品叫“乳糖 真雪”。“乳糖真雪”由於早已經失傳也沒有具體描述，所以也只能從字面推測它是什麼東西了。從字面推測“乳糖真雪”就是冰淇淋，有乳有糖如冰似雪的解暑冷 食品那不是冰淇淋又是什麼呢？關於宋代的冰淇淋還有大詩人楊萬里《詠冰酪》詩為證，“似膩還成爽，如凝又似飄。玉米盤底碎，雪向日冰消。”寫得多麼形象生 動呀，“似膩還成爽，如凝又似飄”這不是冰淇淋又是什麼呢？這冰酪就是冰淇淋。
在炎熱的夏日，一千年前的宋人也和現代人一樣喝着各種冷飲料，吃這各樣的冰棍、冰淇淋等冷食品解暑降溫。
5、黃瓜不是中國本土蔬菜，而是從西域引進的，原產地埃及。
黃瓜原名叫胡瓜,是漢朝張騫出使西域時帶回來的。胡瓜更名為黃瓜，始於後趙。
後趙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在襄國（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后，對自己國家的人稱呼羯族人為胡人大為惱火。石勒制定了一條法令：無 論說話寫文章，一律嚴禁出現“胡”字，違者問斬不赦。有一天，石勒在單于庭召見地方官員，當他看到襄國郡守樊坦穿著打了補丁的破衣服來見他時，很不滿意。
他劈頭就問：“樊坦，你為何衣冠不整就來朝見？”樊坦慌亂之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隨口答道：“這都怪胡人沒道義，把衣物都搶掠去了，害得我 只好襤褸來朝。”他剛說完，就意識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頭請罪；石勒見他知罪，也就不再指責。等到召見後例行“御賜午膳”時，石勒又指着一盤胡瓜問樊坦： “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出這是石勒故意在考問他，便恭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餚，銀杯綠茶，金樽甘露，玉盤黃瓜。”石勒聽後，滿意地笑了。
自此以後，胡瓜就被稱做黃瓜，在朝野之中傳開了。
6、第一個統一中國的朝代是周朝而非秦朝。
周朝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朝代，秦朝只是第一個中央集權而非第一個統一中國的朝代，周朝的制度已經非常成熟了，分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 隷等幾個級別。西週期間，諸侯國要常常向周天子進貢，而且還要聽周天子的號召，烽火戲諸侯中就可以看出周天子的號召力了。當時周天子在烽火台點起烽火，各 諸侯國看到紛紛帶兵前來營救。即使到了東周，雖然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但各國都是以周天子的名義號令天下，周朝類似於現在美國的聯邦制國家。
7、最早發現美洲的是公元五世紀中國南朝梁國僧人沙門慧深而非哥倫布
在公元五世紀的時候，中國的佛教徒，曾經沿著阿留申群島和阿拉斯加，到達了美洲的墨西哥等地，並且用文字記述了那裡的物產和風俗習慣等情形。在墨西 哥和秘魯的某些古國遺址的發掘工作中，還發現了與中國一樣的佛像；當地古代建築和雕刻，也是亞洲的風格；墨西哥最大的民族之一——奧西德克族的全部文化都 起源於古代的中國。
中國佛教徒遊歷了大西洋彼岸的國家，那個國家的俄文名字是“AＹ—ⅢＡＨ”。這一點非常重要，它能夠進一步確切地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按照 俄文的讀音，那個美洲的國家，在中國古代史籍中的中文譯名就是“扶桑”。如果《知識就是力量》的資料介紹是可靠的話，那末，還可以更確切地說，中國古人所 謂“扶桑”便是指的“墨西哥”。過去一般人把扶桑當成日本，那是錯誤的。古代史書中稱為“倭國”的才是日本，而扶桑則是墨西哥。
何以見得呢？《梁書》卷五十四《東夷列傳》有如下的一段重要記載：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面初生如 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
……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
這一段文字記敘中，有幾點重要的情況，與上述資料相吻合，就是說：第一、它描寫的恰恰是五世紀的情況。齊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紀的末期。第二、沙門慧深是當時著名的僧人，還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產和風俗習慣，的確很像墨西哥。
扶桑決不是日本，這是可以肯定的。幾乎在中國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對日本的正式稱呼都是“倭國”。如《山海經》的《海內北經》早就寫着：“倭 國在帶方東大海內。”當時所謂“帶方”即今之朝鮮平壤西南地區，漢代為帶方郡。後來的史籍，包括《梁書》、《南史》等都在內，也一概稱日本為“倭國”，與 “扶桑國”區別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這些史書的《東夷列傳》中，“倭國”和“扶桑國”都分開立傳，顯然是兩個國家。
從地理位置上說，這兩個國家的距離也很遠。倭國的位置，只是“在帶方東大海內”；而扶桑國的位置，則是“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查《南史》載，大漢國是“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而文身國又是“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這樣算來，扶桑國距離中國共有三萬多里，比日本遠得多了。
《梁書》記載的扶桑國物產和風俗，大體上與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據說，所謂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謂“龍舌蘭”。它到處生長，高達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飲食和衣料等，無不仰給於這種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區，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長。這同樣符合於《梁書》的記載。
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魯等地，“會熔煉金、銀、白金、銅以及銅和鉛的合金——青銅，卻沒有發現任何地方會煉鐵的”。這一點與《梁書》的記載也完全相符。
《梁書》上面本來還有一段文字寫道：“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 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墨西哥的風俗恰恰也是這樣。
有此種種確據，乃可證明美洲大陸，實為中國人最先發現。其發現之時期，距今約一千五百年之久。
8、明朝滅亡源於1630年代的美洲白銀供應短缺
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經濟的崩潰，而導致明朝的經濟的崩潰的導火索就是白銀短缺，是美洲白銀供應短缺毀了大明帝國。
在研究明朝滅亡時，大多人將注意力集中在明朝和農民起義以後與後金（清）的軍事鬥爭上，以及明朝內部的激烈黨爭上，而忽略了了明朝末年白銀的進口驟減這一事實。
魏斐德利用馬尼拉的港口檔案證實了這一點: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 到沉重打擊。中國儘管與歐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世紀20 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便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 17世紀30年代。
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 海峽流入澳門。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銀流入兩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游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
1634年後,菲利浦四世採取措施限制船隻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年,日本斷絶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繫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
那麼白銀的進口量驟然減少，會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嗎？在一般人眼裡，古代中國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怎麼可能因白銀的進口驟減而受到重大打擊。確實明朝的經濟完全可以自足自給，但是致命的是明朝的貨幣白銀主要依賴進口。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萬曆可謂中國歷史上對開採金銀最為熱衷的皇帝,竟至“無地不開,中使四出。”鬧得“群小藉勢誅 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但萬曆及其礦監如此努力，最後開採了多少白銀呢？據載:“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鐺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平均每年二十 多萬兩,即使算上宦官數倍貪污中飽之數,其開採量完全不能進口的白銀相比。美國學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寫道在17 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 萬至26. 5萬公斤。
美國學者艾維四長期從事明清之際白銀流入中國問題的研究。他認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銀的年輸出平均數在33750一48750公斤 之間，大多數最後還是到了中國。從南美洲運來的白銀也相當多，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經過菲律賓流入中國的南美洲白銀達到57500一86250公斤之 間。而且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銀進入中國的唯一門戶，還有一部分從澳門、台灣、東南亞進人中國。艾維四估計，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平均每年143 噸，僅1597年一年就有345噸。
明朝到底進口了多少白銀，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可能得到很精確的數據.但從以上學者研究的數據上看明朝的白銀完全不能自足自給，嚴重依 賴進口。一個不富藏銀的國家,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貴金屬白銀作為自己的貨幣, 今天看來,這就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於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
那白銀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
明末人葉夢珠《閲世篇》卷七《食貨一》中記載崇禎壬申(1632年)“白米每鬥一百二十文,直銀一錢,民間已嫌其貴”,十一、二年 (1638- 1639 年)“鬥米三百文,計銀一錢七、八分,識者憂之”,十五年(1642 年)春“時錢值日落,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文銀五兩,計錢一十二千有奇”。
順治三年(1646 年)“鬥米幾至千文”,四年(1647年)“白米每石文銀三兩。”六年(1649年)“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二兩,珠米每石九錢,白米每石價一兩耳。” 也即是說,如以銅錢計,崇禎時十年間米價上漲了十倍,銀價上漲了五倍。鑒於糧價是中國物價的基本指數,即便加上戰爭及災荒因素,也較同時歐洲物價上漲的 “三到四倍”更為嚴重。尤其是白銀和銅錢比值的變化。白銀和銅錢比值在短短幾年內出現如此大的波動，不可能與當時進口白銀驟然下降無關。
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這裡的通貨膨脹是針對銅錢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 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極大災難。在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以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於國際絲綢 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衰落。
與此同時,大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乾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伴 隨着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34 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40%。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
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捲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三吳向為出口貿易區的中心地帶,亦為國賦之重點 此刻已因外貿受阻及災荒頻仍而無暇自顧,因白銀流入而獲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來國家財賦“取諸東南,用之西北”的傳統做法也受到挑戰,蓋“東牆” 既已窮絀,何以補綴“西牆”?
所以崇禎困坐深宮,成天為餉銀發愁。
可以看出白銀進口的驟然減少對明朝的經濟重地遭受重大打擊，而且嚴重影響到了明朝的財政，使明朝的財政進一步惡化。但是白銀進口的驟然只是明朝經濟 崩潰的導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了明朝的財政，並打擊明朝的經濟重地，但這一切不能使明朝這一偌大的帝國崩潰。畢竟推翻明朝的農民起義是在帝國的西北爆發的 而不是東南。那麼西北的農民起義爆發與白銀有何關係呢?
西北的農民起義的爆發的原因很多如天災，官逼民反，生態環境。但往往忽視了白銀對西北的嚴重傷害。明朝時白銀的主體從南方流人京師，從京師 流人東北邊防，又從東北迴流南方（當然，一路上不斷沉澱，成為達官貴人的窖藏）。處於市場邊緣的西北、山東半島等地成了白銀所灌溉不到的蠻荒地帶。
作為傳統的粟麥作物區，這些地方的資源已被長期的歷史重負所耗盡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絲，而中國正是用絲綢和瓷器去換國外的白銀。這樣西北成了一個白銀灌溉不到的地方。而一條鞭法實施後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徵收。
這使農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動局面，即使豐收之年也難免凶厄:“為納糧不得不以谷易銀。而開徵太早，預向客(商)借，謂之揭谷，谷二十擔始得銀一兩;倘期滿不償，則各台遠控，拖累無休。瀏陽之民折屋棄產，常妻賣子，殆無虛日失”
“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往在山東，見登、萊濱海之人，多言谷殘。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娜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 妻子……何以故?則有谷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顧炎武.亭林文集）豐年都得賣妻子，稍遇災荒便難以活命了。這樣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在西北 就絶非偶然了。
白銀還導致明末那空前的糧食危機。明末的糧食危機很多人歸咎於天災，但白銀在其中起的作用沒有引起關注。對於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極 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着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 特別是在江南地區, 比如松江地區,隨着國內外對於棉布的需求,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製的紡織和棉布貿易。
這應該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這對國家的糧食生產造成了重大影響。有着“蘇杭熟，天下足”美稱的江南糧食生產成了問題了。在17世紀40年 代,即使在豐收的年份,南直隷（指安徽和江蘇地區, 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一條鞭法實施之後, 還要用銀兩來繳納賦稅和地租, 償還貸款。
這些當年曾經是自給自足的地區,現在突然發現它的糧食供應必須依賴跨地區的貿易。而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 化很可能造成糧食危機。這樣一來有天災造成的糧食短缺的問題因糧食的市場化被大大放大了。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被證明無法抵禦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 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 在糧價騰貴的災荒時期, 你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其中以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
根據黃仁宇提供的資料,1640 年代, 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大批的人餓死, 許多豪宅低價出售而無人問津。
因為白銀大量的流入中國，使明朝的東南地區的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同時也是原來的天下糧倉的糧食需要跨地區貿易。 這使明朝始終面臨這糧食危機的風險。而崇禎年間的天災使糧食危機成了現實。而於此同時白銀進口驟然減少，使東南地區的經濟遭受重大打擊。而帝國的西北因長 時間沒有白銀的灌溉，而卻需要用白銀繳稅，這導致西北的農民的負擔大大增加，最後由天災為導火索，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帝國的東南和西北同時出現了極為嚴峻的問題，再加上東北後金（清）的軍事壓力，大明帝國最終走向了崩潰。大量的白銀流入給明朝帶了了前所未 有的機遇，但也給明朝帶來了挑戰。而明朝面對白銀提出的挑戰只是消極被動的接受，忽視了貨幣安全和糧食安全，最後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好好發展起來，最後帝國 反而走向了崩潰。
9、琉球與越南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琉球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最早在史書上關於琉球的記載可追溯到千年前，早在大隋大業初年，公元607年（大業三年），當時的隋煬帝派使臣到琉球國宣示諭旨,之後又令羽騎尉朱 寬入海求訪異俗，到達流求，招降安撫，不久琉球各國紛紛都歸順大隋。琉球王和百姓不僅都願意向大隋稱臣，並甘為中國藩屬國諸侯國定期朝貢，隋煬帝冊封琉球 王地位在諸侯王級別。到了宋朝時期，琉球建立了封建王國，當時有山北，山南，中山三國。三國戰爭，最後中山國勝出，統一琉球。
另一記載是十四世紀，明太祖年間是中國管轄琉球的又一鼎盛時期，琉球王正式向朝廷進貢，接受中國保護和冊封，派出大量學生學習吸收中原的文 明文化，和朝鮮、越南、緬甸、西藏一樣成為中國附屬國，即"tributary"，它不同於近代西方" colony"殖民地，但類似於中古歐洲農業文明 和"奧匈帝國"時期的"進貢國"或中世紀羅馬教皇統治下的"statthinst璦tes"(國中之國)"，所以，西方在文化上是不難理解這一現象的，西 方原則上視之為一個國家。
明史對琉球的歷史記載最詳實。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朕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據海外，未及報知。
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告知琉球列島上的國家，位於中部的中山國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隨載入朝，貢方物。明太祖回賜當時中國實行的曆法《大 統歷》及文綺、紗羅。此後琉球幾乎每年都來朝貢。洪武二十五年，三國向明朝派遣了留學生。明朝為了使留學生能夠安心學習，對他們的生活給予關懷，分季節給 他們衣服和住的帷幄等等東西。當時琉球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達到了空前的地步。
琉球人隨朝貢使團來中國大陸，所帶的貨物往往會因為沒有報關而被負責海關的官員查沒，造成很大損失。正統元年，琉球使者稱所攜貨物都被“官 司所沒入，致來往乏資，乞賜垂憫。”皇帝命按照市場價格給了他們很高的費用，算作收購。在以後的交往中，琉球王國對明朝形成了一種貿易性的依賴情況，所以 往往一年來中國進行多次“朝貢”，這其實是貿易，明朝政府“雖厭其煩，不能卻也。”
在琉球遇到海嘯，暴雨，以及颱風的侵襲後，明朝政府除了給來朝貢的使團很多的援助物資外，還要求琉球朝貢期延長至十年一貢，以便休養生息，但琉球為了能和明朝繼續貿易，以便國內經濟的恢復，還是堅持一年一貢或隔年一貢。
琉球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吸收了中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在文明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們有了自己的獨特的音樂，崇尚佛教，在島上修建了崇元寺。宮殿和民房的建築是帶有海島風格的中國古代建築模式，而且建築的方向一律向西，以示傾慕中國、慕義向化之意。
明世宗嘉靖年間，倭寇猖獗，在中國東南沿海侵擾。琉球王協助中國破倭，不時向中國提供倭寇的動向，琉球王世子尚元還對從浙江敗還抵琉球境的倭寇，“遣兵邀擊，大殲之，獲中國被掠者六人”送還明朝政府。受到皇帝的嘉獎。
越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越南設立象郡開始直轄中央政府，後漢武帝設立交趾郡、隋朝設立交趾縣、明朝設立交趾布政司（又稱安南省），歷屆中國中央政 府均對越南進行有效管轄，即使在中國分裂期間，越南也不是獨立國家（三國歸東吳管轄、南北朝歸南朝宋齊梁陳管轄、五代十國歸南漢管轄）。
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越南都是中國直接管轄的領土，而不是藩屬國，甚至沒有自治；越南最重要的史書《大越史記全書》記述了越南人的歷史肇始於炎帝神 氏三世孫帝明——也可稱之為炎黃子孫。漢語也是越南人祖祖輩輩使用的語言（使用1800多年），直到20世紀才被法國殖民者廢除。今天的越南人使用的“國 語”不過是羅馬字元。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歷經漢武帝、漢光武帝、隋文帝、隋煬帝、明成祖五次大規模平叛和歷朝歷代廣大愛國官兵的浴血奮戰才沒有讓越南獨立，從而保證祖國的領土完整和神聖尊嚴。而從滿清開始中國不斷對越妥協，對得起列祖列宗嗎？
10、中國古代最極盛繁榮的黃金期乃至世界封建社會的巔峰在公元581到公元604年的隋文帝開皇盛世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逾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廡之下，隋文帝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時全國 人口400萬戶，隋煬帝登基時已達890萬戶，以一戶六口計，全國人口不下5000萬。直到李世民服用長生不老藥暴死後，李治繼位，計戶口380萬戶。李 隆基開元之治時，全國760萬戶，4100萬人。
隋開皇九年已墾田地1944萬頃，大業中期已墾田地5585萬頃。而李隆基開元之治唐天寶十四年已墾田地區區1430萬頃而已。隋煬帝登基就有890萬戶，而李世民直到服用長生不老藥暴死才有380萬戶，國力之差距可以想見。
大隋的版圖已經遠超秦漢之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感嘆道：“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天下之盛，極於此矣”。
在大隋極盛武功達到中國曆朝歷代最高峰時，隋文帝依舊保持着理智清醒的頭腦，他的雄心萬丈撼天動地不是區區武功就能制止他建立更宏大的大隋主宰世界 的宏偉戰略，事實上他不僅僅滿足了中國人對他的所有願望，而且超額完成了指標，給了後世所有中國人無數的驚喜與意外。在“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 萬里為宅”後，他要偃武修文，打造世界封建社會的頂峰——太平全盛的開皇盛世。
大隋不僅是中國歷史上軍事最輝煌的時代，也是經濟最富庶、文化最昌明、民生最優厚、法律最寬大、社會最繁榮、政治最清明、科技最先進的時代。
大隋文化之隆盛為歷代之最，史書記載了當時大隋文明最昌明的盛況：“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
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秀，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無怪乎元朝的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無比神往的頌讚隋文帝的開皇盛世：“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太平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阪，至於京師，相屬於道，晝夜不絶數月。帝又 躬行節儉，益寬徭賦，平江表，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 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 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 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 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
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 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覆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浣濯之衣，乘輿供御 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姜，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
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 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 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奸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中國封建社會乃至世界封建社會的巔峰是大隋。大隋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綜合國力最雄厚、文化最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 政府行政效率最高、國家機器最完善、軍事上取得輝煌勝利最多的朝代。大隋的GDP占全球的89%。國家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大隋都是當時世界的第 一大國。
大隋已經逐漸擺脫小農經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隋文帝廢棄秦皇漢武的重農抑商思想，鼓勵市場商品經濟的流通，隋文帝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 的金融機構銀行——櫃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是世界上最早的銀行雛形，這比歐洲的金融機構要早六七百年，這在世紀金融史上具有舉足輕重至關重要的意義 開創了新紀元。
隋文帝於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決定取消政府的酒利，使酒近七百年來，第一次走上了無稅之路。取消了酒稅，意味着鼓勵釀酒業的發展和民間飲酒的普及。
大隋政治開明廉潔、經濟發達富庶,文化昌明隆盛,思想繁榮包容,遠超漢唐。大隋是中國古代經濟、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光輝燦爛的時代,達到 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諸如天文學、地理學、曆法、數學、醫藥學、機械學、火藥、印刷術、建築業、造船技術、制瓷業、雕刻、制茶、製鹽、漆器、冶煉鑄造等 方面成果纍纍,文學、史學、哲學和藝術也發展到新的高度,湧現出眾多的科學家、發明家、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畫家和詩人。
此時的封建文明受極為強盛的雄厚國力之影響，中國在所有領域都進入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此時太平的盛世、宏大的格局、開放的氣勢、壯闊的場面，為歷朝歷代所無法比擬。在當時的世界上，中國處在世界綜合國力的前列，是最文明先進、最繁榮發達、最富庶強大的國家。
四大發明中的雕版印刷術、火藥就產生於這一時期。誕生了無與倫比的古今中外世界第一城——隋大興城，至今人類世界也沒哪個國家的首都能與他比。大隋高祖文皇帝所開創的制度哪一項不是開天闢地！哪一項不是為萬古瞻仰！哪一項不是影響世界！
誕生了三省六部制，誕生了集整個人類封建社會法律之大成者《開皇律》，誕生了除隋大興城外無比壯麗奢華的洛陽，誕生了州縣兩級制，誕生了三 省六部制（至今日本朝鮮的中央政府部門還稱為省），誕生了科舉制度（科舉制便是西方最引為自豪的文官制度由來），誕生了大運河，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 刷術，誕生了均田制，誕生了義倉，誕生了趙州橋。
大隋自建立就鼓勵浮民開墾荒田，給予永業，不加征。隋文帝初登基時全國人口400萬戶，隋煬帝登基時已達890萬戶，以一戶六口計，全國人 口不下5000萬，隋開皇九年已墾田地1944萬頃，大業中期已墾田地5585萬頃。按衡量世界封建社會文明程度的指標，大隋無論是從墾田面積還是人丁上 都是世界封建社會的巔峰。大隋農業取得的巨大成就，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平台。
隋文帝頒佈均田制後中國農業大飛躍可視作是其經濟大發展的基礎，因為可使更多人口有餘暇從事其他活動而無須專事糧食生產。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
大隋天子秉承兼容並受的博大胸懷海納百川實行開明專制，鼓勵商品經濟發展，不同於漢魏帝王受儒家小農思想作祟——打壓商品經濟與社會科學進 步。當時擁有人口上百萬的大興城世界各地商賈雲集，來自埃及、波斯、拜占庭的商人們遍及長安街頭巷尾。隋文帝鼓勵藏富於民，實行輕徭薄賦。隋文帝做了一件 秦皇漢武都不敢做的事，廢除酒稅，鼓勵商品經濟。無不反映了大隋政府“藏富於民”、“以民為本”、“與民同樂”的政治思想。
同時大隋帝國還和歐洲許多國家進行商業交往，在隋初打通河西走廊後，大大刺激了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中原的商品還遠銷歐洲，羅馬、波斯等，許 多歐洲國家的商人居住在大興城，很多歐洲國家的使節前往大興城朝拜。每當萬國朝貢使者、“四夷”賓客覲見之時，帝王御宮城正門受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 國衣冠拜冕旒”，顯示一派雍容大方的景象。
大隋無疑是世界史上最令人嚮往的天堂。不僅僅是因為藏富於民，而且大隋的人民生活生平是最高的，也是古往今來世界所有國家最幸福美滿的。
大隋國民的平均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美國的6倍，幾乎人人都穿得起絲綢的衣服（羅馬帝國只有凱撒一人能穿絲綢衣，可見大隋人民個個過着西方帝王的生 活），家家都有黃金儲備，只不過當時皇帝提倡節儉（隋文帝本人極為節儉，乘輿與日用之物，破損後修補再用，輕易不換新的；後宮妃嬪穿的衣服都已洗過多次；
一次太醫為他配藥，需胡椒粉一兩，遍尋宮內而不得；以自己為榜樣教育子女節儉，把自己穿過的幾件舊衣服送給太子楊勇，令他“時復觀之以自警戒”，但 他嚴於律己卻寬於待人，只要是有功將士無論貴賤一律給予不惜血本的賞賜，即使導致國庫空虛也在所不惜，開皇九年四月，平陳後舉行賞功之時，帝親臨大興宮城 正南之廣陽門，歡宴將士，自廣陽門外夾道陳列所積布帛，以達於南郊，賞賜金玉布帛堆放綿延幾十里，賞賜共用三百餘萬段布帛加上三億錢，陳故國境內，給復 (免除徭役)十年；其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文帝之仁慈慷慨特別是對有功將士毫不吝嗇傾盡府庫賞賜簡直嚇人,古往今來世界帝王從沒像他這麼大方的,現在的英國女王等歐洲王室賞賜眾人比 他小氣多了）因此有“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之稱，經濟上絶對有能力，但是為了節儉不追求 奢華而已。
隋文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創造了古往今來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世界第一城的皇帝。隋文帝建國後，認為建於西漢初年，後被北周沿用的長 安城過於狹小，命宇文愷另建大興城。開皇二年六月開始動工，次年初即告完成。大興城建在舊長安城東南約7公里處的渭水南岸，總面積84平方公里，約為今西 安舊城（明、清時建）的7.5倍。
據《隋書·地理志》載：大興城南北長15里175步（據考古勘察，實為16里125步，即8651.25米），東西長18里115步（實為 18里133步，即9721米）。城東、南、西各開三門，北面開一門。城的北部中心地區為宮城和皇城。宮城為皇室所居處，皇城為官府所在地。宮城、皇城的 東、南、西三面，分列106個居民住區--坊（包括官吏府第、百姓戶室及寺觀廟宇）。城東、城西各設一市，作為民間商品交易活動場所。
宮城、皇城、坊、市由有規則的縱橫25 條大街分隔開。其中通向城門的6條主幹大街，最寬的達150米，其他街道一般也都有幾十米寬。各坊四周壘建圍牆，大門晝啟夜閉；坊內有大街、小巷。為解決城內用水需要，還修築了若干水渠，分別引滻水、藻河水流經城內。
大興城佈局嚴整對稱、規劃整齊，同時它明顯改變了自西周以來的面朝背市的舊的城市營建格局，較多地考慮到居民在交通、用水及商品交易活動的需要，是魏晉時代鄴城、洛陽都城的進一步發展，大興城是古代世界中罕見的巨大都城。日本古代京城的營建，受大興城影響頗大。
有人曾列舉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積進行比較：（1）隋大興城，583年建，面積84.1平方公里；（2）北魏洛陽城，493年建，面積約73平方公里；
（3）明清北京城，1421—1553年建，面積60.2平方公里；（4）元大都，1267年建，面積50平方公里；（5）東京（洛陽城），605年建，面積45.2平方公里；
（6）明南京，1366年建，面積43平方公里；（7）漢長安（年城），建於公元前202年，面積35平方公里；（8）巴格達，800年 建，面積30.44平方公里；（9）羅馬，300年建，面積13.68平方公里；（10）拜占庭，447年建，面積11.99平方公里。從上所列可以看 到，隋大興城的規模之大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堪稱古往今來世界第一城。
大隋商品經濟的繁榮舉世無雙，大興城的繁榮經濟顯示在東西兩市，洛陽則顯示在洛河南北的三市。大興城兩市和洛陽三市在一定時期內都顯得繁榮 昌盛。據說大興城的東市，其中“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聚”。大隋的洛陽酆都市，也就是當時所謂的東市，“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 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
大隋時的大同市也相當繁榮，其中有“邸一百四十一區，資貨六十六行”。這都是當時一般都會所少有的。大興城的兩市和洛陽的三市能夠繁榮昌 盛，大興城和洛陽的戶口眾多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都城本來就是人口最易薈萃的地方，再加上有意的徙民實都，當然也就更為繁多，隋煬帝初建東都之時，不僅 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還徙來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
這樣多的人口，其中還夾雜着許多達官貴人，就必然會促使當地商業發展，以滿足物質方面的需要。大興城西市的規模和東市相彷彿。東市在大興縣 轄地內，西市則在長安縣轄地內。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大興縣為多，浮寄流寓，猶不可勝記。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多為勛貴所佔有，由是商賈多 趨往西市，顯得西市較東市為繁榮。市的繁榮與否和戶口稠密的關係，這應是一個具體的例證。
隋朝造船業空前髮展，造船技術很高，令之後的朝代都無法超越。隋文帝為了準備攻陳，命楊素在江南永安督造戰船，規模之大，技術水平之高，均 為歷史所未見，之後的唐宋元明清都到不了這個水平。如所造"五牙"戰船，船身高達一百多尺，起樓五層，左右前後設置拍竿六支，用來拍擊敵船，可容戰士 800人。到了隋煬帝的時候，造船的規模就更大了。
據《隋書》煬帝本紀稱：“大業元年三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又據宋代劉義慶的《大業雜記》，描述隋煬帝游幸江都 時乘坐的龍舟，其規模是：“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妝以金碧 珠翠，雕刻奇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素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
此外，還有朱鳥航、蒼螭航、白虎航、玄武航各二十四艘，又有青鳧舸、凌波舸各十艘，又有五樓船五十二艘、三樓船一百二十艘、二樓船二百五十艘、黃篾舫二千艘，以及其它各種小船，名目繁多。當時舳艫相繼，二百餘里，聯綿不絶，真是浩浩蕩蕩。
用現在的話說，煬帝所乘龍舟，高45尺，長200尺，船上起樓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和東西朝堂，中間兩層有120間房間，皆以金玉裝飾。 造這樣規模巨大的船，技術要求很高，與當時的世界水平相比，隋朝的造船技術也是頭等的。由於此時的中國能製造當時世界上最大海船，通過波斯灣時，必須換小 船，因此有“海上霸王”之稱。
